从富士康到王村村，串起一个无聊时代
任大刚
专栏作家。曾任东方早报评论部主任，澎湃新闻网社论委员会主编，梨视频评论总监。现任梨视频研究院院长。出版有《与孔孟对话》（中文、韩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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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村村的身份是“企划经理”。四年前，他决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。最近他在一档讲演中汇报了四年来，从古典主义无聊进化到现代无聊的种种成就，众多看客饶有趣味。无聊与有趣总是如影随形，他以一种无聊的方式，过上了有趣的生活。
01
无聊是一种资格
但王村村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以“无聊”为生的经济收益到底如何。生而为一个成年人，如果没有父母或他人资助，须得外出工作养家糊口。无聊本身并不能带来金钱上的收益。纵深来看，无聊是一种资格。
当绝大多数人为了吃饱肚子，奋战于田野草原河湖森林，他们并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，否则生命将受到威胁。也就说，绝大多数的人，如果不工作，立刻就会忍饥挨饿，因而工作的目的是很明确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他不需要去思考意义问题，活着就是意义本身。而劳动成果会成为一个明确的目的，展示于秋天的某个时段、显见于逐渐长大的牛羊或渔网拉起来的那一刻。这是耗费时间与生命的奖赏。
▲王村村在一席上的讲演
极少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繁重的劳作中脱离出来，衣食无忧，他们立刻就会面临意义的追问。如果发现意义残缺，无聊感就会陡然上升。
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对照是，《红楼梦》里，刘姥姥从无一言半语言及生活的无聊，而只有努力活着的无奈；小小年纪的林黛玉已能发出感慨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，敏感于生命的冷酷无常，因而与其说她死于疾病，倒不如说死于生命的无意义感。从这层意义上讲，无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
能够感受无聊的，必定是有闲暇的人。人有闲暇，才会去思考玄远的意义问题，才会去追问生命之所依傍。
在上流社会内部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人表现出无聊。譬如，皇帝可以说大臣是个无聊的人，而大臣不能说皇帝让他感到无聊。无聊是有等级的，也是一种特权。
02
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
当一个社会完成工业化，绝大多数人像古代贵族一样，衣食无忧，无聊就成了现代人的专利。有关这一点，在鄙人的另一篇文章《下一个马云，是能够帮助中国人打发无聊的人》中，已有清晰论述。不过，这篇文章只是从商业角度回答了“无聊何为”，预测了一个巨大的商机，而没有从意识和精神层面回答“无聊为何”。
诚如王村村所言，无聊与两个决定性因素有关：时间与意义。要度过无聊非常耗时间，而且其过程往往毫无意义，譬如花费六个小时数一碗米到底有多少粒。
米兰·昆德拉把无聊分为三种：消极无聊，比如打完一个呵欠之后的情绪；积极无聊，沉迷于某种爱好，比如通宵达打游戏；反抗性无聊，当一个年轻人纯是为了一声巨响，打碎橱窗玻璃时。
鄙人则认为，所谓无聊，就是感受到着手的事情没有意义，或者在超过能够忍受的时间段内，无所事事，没有意义地空耗。而如果加上上述惧怕皇帝式的无聊，就凑齐了海德格尔划分的三种无聊：第一种“被某事物搞得无聊”，第二种“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”，第三种是深层次的“某人无聊”。
海德格尔的第一种“被某事物搞得无聊”，比如因为计划不周，提前来到某个火车站，距离火车到来还有好几个小时，我们因为火车站无法立刻提供乘车服务、需长时间等待而感到无聊。于是，我们不断看表，并尝试用各种无聊举动来消磨时间。
我们被车站的“拒绝”搞得无所事事，被我们急需抓紧却拖延着的时间拖住。无聊显然与时间相关，赶走无聊的方式，就是消磨时间。
在工业化的时代，我们都处在“忙”的状态，即便是休闲，也不过是事前计划好的“闲”，“闲”是被安排的，是“忙”之间的一种暂时状态，只不过这种“闲”的安排，不再来自单位或政府而已，它貌似是自由的。但是猝不及防、未经计划的“闲”，完全可以让你手足无措，一筹莫展，百无聊赖。
对第二种“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”，海德格尔的例子是，我们受朋友之邀，安排好时间去参加一个晚宴，期间其乐融融，丝毫没有感到无聊，无聊顶多会不经意闪现，比如我们偶尔会用手敲敲桌子，抽几只并不需要的烟，但尽欢归家之后，我们仍然会感到无聊。
的确，忙于社交和宴饮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，但是一旦社交和宴饮结束，如果无意义感爬上心头，无聊感将如影随形。
中国人刚刚结束普遍的饥饿时间并不长，因此全民性地热衷于宴饮，似乎要把过去数千年的饥饿一并填补，但最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显表现出对宴饮的克制，并明确表示出无节制的宴饮是意义极其有限的。
为了对抗这种“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”，王村村的办法是让自己一直“忙”下去，不要停止，譬如请一次客，需要亲自种菜，亲自打制铁锅和菜刀，亲自钻木取火。这种行为艺术的隐喻是，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填满在现代社会轻而易举的一件事，其目的是主动地消磨时间，类似于米兰·昆德拉所说的积极无聊。
▲王村村为了炒个空心菜，在北京七环外钻木取火（图/网络）
能够积极无聊的，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人，而他们往往最容易感受到无聊，因为他们总是处于工作、社交和宴饮等等“忙”的状态，一旦“闲”下来，除了必要的休息，便是无所适从。
至于第三种无聊，海德格尔举例说：“当人们星期天下午穿行于大城市的街道的时候，就会自发地受困于：‘ 某人无聊’。”你穿行于大城市的街道，但是这些整个的场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“某人真无聊”——照海德格尔的说法，就是只有人才可能自己感到无聊，或者被其周围的事物和人搞得无聊。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聊，暂且打住不做分析。
03
无聊，及其对抗
把无聊作为一种社会性精神世界的表征，是19世纪后半期，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必然。
数千年的人类社会，人都是可以看着后辈呱呱坠地到结婚生子，看着禾苗发芽到成熟，看着牛羊出生到最后被屠宰，看着撒网和收网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是忙碌的，但是他可以整个地参与生命的开始与再启或终结，如果时间与生命是一体两面，那么他的整个劳作，灌注了全部的生命意涵。
但是在工业化时代，整个社会至少半数以上的人被卷入到庞大的生产体系中，除了休息吃饭，个人的几乎全部时间，都被统一管理起来，而且在整个流水线的生产组织中，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参与到整个的作业，而只是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，甚至在疏于管理的体系内，他的工作其实是可有可无的。这其实是双重的切割，一方面，一个人每天至少有八小时是被切割出去；另一方面，在八小时之内，你也只是整个生产组织里一个小小的螺丝钉，是完成一小块切割下来的事物。
不惟如此，哪怕一个家庭的子女，其教养过程也是流水线式的，他们的相当部分时间，并不跟父母在一起，而是被各种机构有条不紊地轮番塑造，切割，然后组合成一个合格的成品。
那么，除了养家糊口，工作还有别的意义吗？坦率地说，毫无意义，所以很多人处在矛盾之中，一面怨气冲天，一面又欢欣鼓舞地走进工厂和写字楼。
▲每天上下班途中刷着手机的人们（图/东方IC）
管理学家提供的解决办法，是赋予工作以意义，最显著的是建立企业文化。企业文化总是回避企业的最大使命是利润最大化这一利益诉求，而是把它与社会责任或国家使命相勾连。这样，你在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里从事微不足道的工作，不仅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而且是在为社会为国家做巨大贡献。通过意义构建，零碎的个体被整合进一个大的有机体，从而看起来生机盎然的样子。
此外，在生产组织内部，也开始营造一种亲情和友情氛围，上下级关系得到重新调整，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，使工作看起来是使人愉快的，值得向往的。
再有，西方社会一整套的宗教信仰体系，其瓦解速度相对缓慢，它对缓解人的无聊、空虚感，也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第三产业的兴起，工业化国家从事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大大减少，更多的人参与到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中，工作的重复感降低，也有利于无聊感的缓释。
在晚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在海德格尔的火车站呆上几个小时已经不那么无聊，任何人都可以掏出手机，把没有看完的电影或文章看完，平时没时间看完的冗长电视剧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看完。实在无可看，也可以在“社交软件”上，社交一番。
技术时代造成的无聊，最终靠技术缓解。
04
中国式无聊
中国作为后发国家，整体而言，可以说工业化刚刚完成不久，但是无聊作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情绪，已经弥漫于各个方面，各个层面。
无聊大多来自于重复。全球最大的流水线属于富士康，而流水线却又是重复的代名词，因而富士康不幸成为无聊的重灾区。司汤达说：“无聊攫取了一切，甚至自杀的欲望。”但司汤达低估了无聊的危害。
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，至2010年11月5日，富士康发生14起跳楼事件，轰动一时，它可视为无聊情绪的极端表现。
试想，祖祖辈辈从未有过如此严格管理的流水线生存状态，直接将那些青工的多面性压缩到比纸片还要薄，因此约瑟夫·布罗茨基说：无聊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，将教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……即你是非常渺小的。个人生存的意义除了每个月的工资，就是连续不断的加班，而且个体之间虽然生活在一起，但是被分配进完全隔绝的空间之内，孤独感得不到缓释，人的焦虑、无助和未来感的丧失，使生存和生活失去意义。这印证了本雅明的预言：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只有一件事情是全新的，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的，那就是死亡。
比较集中发生跳楼事件后，富士康开始改进管理制度，对员工予以必要的关爱，恶性事件虽仍有发生，但有所缓解。
▲跳楼事件发生后，由富士康工会组织在大陆各厂区发起的“珍惜生命，关爱家人”誓师活动，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员工正观看誓师巡游表演。（图/东方IC）
放眼望去，在今天中国，二三十岁的劳动者已不复他们的父辈那样，一辈子焦灼于吃饱肚子，他们中很多人即便一年半载不工作，生存并无大碍。但不工作，除非是富二代，又将面临社会舆论深深的敌意。而且，他们所面临的工作环境，已经远远不如其有正式工作的父辈。
首先是工作的不稳定状态更为普遍。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，导致未来预期模糊，意义总是在远方，远方不清楚，意义就模糊。当然，不稳定的状态兴许说明有创业热潮，但须知，创业成功的只是极少数，以互联网创业为例，三年成活率据说也就3%左右。创业失败跌倒再起的，又有多少？
其次是工作的成就感稀缺。随着工业化极速推进，中国工商业企业已经走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阶段，出现了很多庞大的帝国型企业，普通员工通常只能在上级制定的工作方向上狂奔，自由发挥的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。如果工作即份内之事，与混吃等死何异？
再次是收入水平赶不上以住房为代表的物价水平。住房可以说是普通中国人最大宗的私有财产，有住房就有自由，有更多的住房就有更多的自由。是故，现代中国人对住房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。但是，房价已经被搞得很高，导致很多异地工作的人士购房困难。房子问题的难以解决，跟教徒无法接近上帝是一回事。没有住房这个上帝，生活便显得无所依凭。即便忙于工作，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“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”。
在今天，王村村式的无聊无疑是人畜无害的，他让有趣与无聊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，他让自己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聊，从而使生活必须变得有趣起来。但是无聊的另一面，却已经与酗酒、抽烟、滥交、绝望、仇恨、暴力、自杀、冒险等等刺激性行为相联系。
尤其是，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篇，网络时尚的速度远比传统的线下时尚要快速得多，在一个以时尚为原则的世界里，刺激更多，也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无聊。
无聊的王村村，映照出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面相。工业时代诚然要比农耕时代具有更大的进步性，但是它的进步性更多体现于对肉体的心满意足，而于人的精神世界却疏于看护照料。魑魅魍魉乘虚而入粉墨登场，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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